风雨飘摇的晚清，激愤的义和团在斗争中逐渐失去了理智，烧杀抢掠，一路南下，直抵上海南边的一个叫做驿亭的小镇。只见小镇里静静地矗立着一座义塾，门前一口老井，侧墙上嵌一副石联——“愿天常生好生，愿人常行好事”。随后义军在这里驻留了两年，两年间竟秋毫无犯。只因为军中有令：这里是“经善人”乡里，“慎勿侵犯”。义和团口中的“经善人”，就是当年上海名噪一时的钱业巨头——经纬。

千百年来，国人一直有这样一种传统的观念：大多数商人都是是道德败坏者。于是乎，与商人相关的描述总是有着溢于言表的不满──“无商不奸”、“商人无义”、“为富不仁”。但在晚清十里洋场的大上海，却有这样一位被人叹服为“中国之刚正君子”的商业领袖大大颠覆了人们对商人的偏见。

这个人就是“经善人”——经纬。终其一生，经纬诚信经商、淡薄功名、从不沾不义之财；热心桑梓、仗义疏财、躬力亲为，留下一段君子为商的传奇。

“白手致富十万金”

经纬（1804~1865），字庆桂，号芳洲，出生于舜的故里——浙江上虞的一个小村。那时在他的家乡，经氏族人不太重视读书，因而大多都很穷困潦倒，以拖船过坝或做小生意营生。直到经纬的出现，经氏一门由他而起逐渐成为江浙一代屈指可数的富商望族。

已经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个拥有如此巨大能量以致支撑起整个家族数代繁华的传奇人物，当年也只不过是一个“性勤、慎言笑”的农村少年。他的父亲虽然贫穷，却对儿子寄予厚望，省吃俭用把他送到上海学习经商。初到上海的经纬踏实勤奋，逐渐赢得老板和同仁的信赖和认可，地位与财富也随之不断攀升。

经纬的经商方式有些与众不同，现在看来甚至有点“憨”：他任上海缉捕局总董事期间，董事会与英国商人做了一笔生意，分6次付款9万元买入一艘轮船。狡猾的英商故意迟迟不发货，而款项已经付了五期，董事会其他成员都劝他将最后一批货款扣留，执拗的经纬却说：“不付第六期款为我失信。”愣是如期把款项全部付清。经纬的这一举动也大大出乎英商意料之外，他们本以为迟迟不交货，经纬一定不会如期付完所有购船款，这样自己就可以以此为由拒不交船，赖中国商人一笔。经纬前脚付完款，后脚就约集了一批中外官商“与之评论”，英商丝毫找不到耍赖的由头，又迫于舆论压力，在经纬面前乖乖就范。

就是凭着这股他人不仁我亦不能不义的“憨”劲，加上自身的勤奋努力，经纬“白手致富十万金”，成为上海无人不知的成功实业家。他的德行与操守，也让所有人为之折服，一位外国传教士称他是“中国之刚正君子也”。

为善乡邑井里

与几乎所有封建社会的成功商人一样，经纬也有着非常浓厚的故土情结。成功发迹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帮扶乡里——“吾生平志切利人，乡邑井里间凡遇善举务尽我心力”。

经纬少年时曾力阻族人变卖旧祠堂，并发愿称“吾将仍建宗祠且立义塾也”。经纬在上海成为巨富之后，他立即实践了自己少时的诺言，出资在驿亭建立宗祠并在祠旁设立供族中子弟修习读书的义塾，并在义塾大门外开凿了一眼供过路人解渴的水井。这就是上文中提到的义和团所经之处。

其后几年，经纬又扩大了义塾规模，建立义仓，规定经氏子弟可免费入学，经氏族中鳏寡孤独可以每月在义仓领取抚恤救济粮。义塾的建立，彻底改变了驿亭经氏只重农耕轻视教育的传统，经氏一族逐渐繁盛起来。

不仅关照族人，经纬对同乡也甚为关切。曾与经纬一同经商的前辈罗振裕临终时将自己的积蓄交给经纬，托他转交自己的家眷。经纬为让罗氏子女知道生存艰难，不致将巨资挥霍一空，“岁济家用，勖以读书”，待其成人之后，将罗氏遗产并银行利息悉数交付罗氏家眷。此事令“闻者莫不叹服”。

义举救难，广施仁爱

然而，大善人经纬的善行绝不仅仅止步于荫及乡邻和族人，他的悲悯与仁爱，如同一缕微弱而温暖的光，抚慰着晚清时期风雨飘摇、战乱不断的上海。

咸丰年间，上海最著名善堂有五所：育婴堂、同善堂、同仁堂、辅元堂和全节堂，人称“五堂”。这其中的辅元堂、同仁堂、育婴堂三所善堂就是由经纬创办的。

1847年，经纬与上海绅士首创辅元善堂，并被推举为堂主。“悉心筹划，出己资以广劝募，作为施善基础。”辅元堂主要开展医疗救助，专门在每年疾病流行较多的夏秋两季开设施医局，为无钱求医问药的穷人免费施医给药。

与此同时，他还兼办同仁堂。当时的上海同仁堂不仅致力于赡老、施棺、义冢和为寡妇提供抚恤等项目，还承担了一些城市公共事务，比如当时的“担水济急”，相当于今天意义上的消防。同仁堂和辅元堂后来并驾齐驱地发展为上海慈善巨擘。

创办辅元堂与同仁堂不久，经纬又集资创办了育婴堂，收养救治了数百名孤幼弃婴。经纬将自己的积蓄，并劝捐来的善款，开荒置田，招佃垦种，所得岁入为同仁、辅元、育婴三堂恒久经费，使三堂有了持续的收入来源，救济贫困百姓不计其数且经久不衰。

事必躬行，以身殉职

19世纪四五十年代，江浙一带水患不断，而当时的清政府由于镇压起义，国库空虚，已经拿不出多少钱来赈灾了。经纬却在此时挺身而出，以一己之力，救一方百姓于水火。

1849年，上海发生水患，灾民无数，经纬率先创设二所粥厂，广为布施，又在上海南门外出资设局代养1800余名灾童，“待岁熟均听领回”；1850年江北亦发大水，经纬“邀集同志收赎妇女，不令堕尘，有夫者资送还家”；1848年至1849年，上海郊外灾民尸骨遍野，经纬戴笠骑驴，不避污秽，亲自前去捡拾骸骨，率领辅元堂将其掩埋，风雨不断地亲力躬为一年之久。

因经纬热心社会公益事业，他于1864年被官府委任负责海宁塘修筑工程。目睹了水患灾害的经纬，以自己的全部精力，不眠不休地投入到这关系到江浙两省水利安危的工程中来。不顾当时政府国库空绌，决定以捐募解决经费问题。他亲自借款筹钱，指挥督导，除夕过年仍不停工，使工程进展神速，六个月筑成五千四百余丈。然而已年逾花甲的经纬毕竟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工作强度，积劳成疾，工程未完便于1865年去世，去世前还一直在挂念梅雨季节被损的海宁塘。

他在上海经商数十年，为上海钱业巨头，积财无数。然而至其去世，“故乡田产全拨归义塾，只余屋基地7亩有余，沪上遗资不满二万缗”。

经纬全力以赴，为自己身处的这个伤痕累累的世界疗伤。他所能给予的，或许仍然远远不够，但他所付出的，已经是自己的全部。

经纬去世后，他的儿子经元善继承了父亲的钱庄，继而又开创了自己的电报事业，成为振兴民族实业的弄潮儿。同时他也继承了父亲的慈善事业：创协赈公所募款赈灾、办积善堂育婴、甲午战争中毁家纾难、兴办女学，在中国慈善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。